目前，各級政府對PPP模式十分看好，將其當作解決公共服務投入不足的萬能鑰匙，卻忽視了我國PPP制度的先天不足。筆者認為，如果管理不當，PPP模式所帶來的副作用將遠遠超過公共服務短缺本身。因此，應采取有效措施，加強防范，做真的好的PPP項目，造福于民。

　　PPP模式的潛在風險

　　社會資本的逐利性。公共服務具有公益性，而資本是逐利的。將二者有機結合，需要完善的制度作為支撐。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體系，必然要產生利潤，如果PPP項目管理不到位，政府不再起主導作用，或過分依賴社會資本，政府就會被“綁架”，公眾就得花更多錢去購買服務。

　　正如馬克思所言，“當利潤達到10%的時候，他們將蠢蠢欲動;當利潤達到50%的時候，他們將鋌而走險;當利潤達到100%的時候，他們敢于踐踏人間的一切法律;當利潤達到300%的時候，他們敢于冒絞刑的危險”。由于社會資本在技術、信息、資金等方面居于強勢地位，為謀取暴利甚至不惜犧牲公眾利益，致使政府面臨公眾的壓力，違約風險加大，三方關系的平衡將被打破。另外，一旦社會資本追逐暴利增加了民眾的負擔，將引起社會動蕩，相比于公共服務的短缺危害更大。

　　財政預算的長期性。說到底，PPP模式是政府今日無財力做的事，采取引入社會資金來投資，然后通過政府付費、使用者付費、可行性缺口補助等形式(包括投資資金的利息)明日逐步歸還給投資主體，也即“寅吃卯糧”。

　　目前，PPP項目必須納入預算管理，且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期限一般不少于25年。不少地區還作出了“每一年度全部PPP項目需要從預算中安排的支出責任，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比例應當不超過10%”的類似規定。假定某市2015年公共預算支出為100億元，全年PPP項目總投資(或某一個PPP項目的投資額)為150億元，合作期為20年，財政每年則應支付(也只可支付)10億元(用于支付社會資本方承擔的年均建設成本、年度運營成本和合理利潤)。換句話說，政府每年應支付的PPP項目的債務是當年公共預算支出的10%。在地方財政收入放緩的大背景下，如果該市2016年公共預算支出為110億元，那么，2016年最多只有110億元的10%，即1.1億元用作新的PPP項目支出了。預算支出以預算收入為前提，誰能保證25年間財政收入增長一定會高于GDP?再加上地方政府債務，財政風險較難避免。

　　社會資本的風險性。社會資本組成、來源復雜，由于籌集渠道堵塞、投資回報不佳、投資戰線過長導致資金缺口較大等問題，資金鏈斷裂時有發生，進而影響PPP項目的正常建設、運營，易造成“綁架”政府、危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局面。

　　管理運作的復雜性。采用PPP模式建設、管理公共服務，不僅投資主體多元化，管理運行機制也較為復雜。在PPP項目中，既有政府及其授權的實施機構，也有社會資本及其支持金融機構，還有眾多施工單位、材料供應方和中介機構等，存在多個利益主體。整個交易合同體系龐大復雜，項目操作技術要求高，風險易傳導、放大，一旦管理失控甚至會影響一個地區的穩定。

　　責任主體的多元化。PPP項目中與之相關人員較多，依據PPP項目的特點，目前可歸納為12類之多，即項目發起方及主管部門、項目論證專家組成人員、監管機關及主管部門、組織采購的代理機構、參與評審的專家評委、待選合作伙伴、出資銀行、被選定的合作伙伴、項目承建商、項目監理商、驗收人、專業運營團隊。如此眾多的責任主體，只要有一個出現問題，整個項目都可能無法正常進行，追責的難度也較大。

　　規范PPP項目管理的舉措

　　PPP模式中，風險可謂無處不在，有必要采取多種措施，防范和降低風險。

　　做好項目評估論證。PPP項目投資大、周期長、涉及面廣、社會關注度高，必須在事前組織科學的評估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廣泛征求各方建議，杜絕“拍腦袋”決策。

　　明確項目主體責任。PPP項目中相關人員較多，必須明確各方當事人的主體責任。

　　公開項目信息，實行透明操作。只有信息公開才能防止暗箱操作，讓違規行為無處遁藏。

　　合理選擇采購方式。各種采購方式都有相應的適用條件，只有用對了采購方式，才能選出合適的合作伙伴，保證PPP項目物有所值。

　　規范實施采購活動。政府采購要求程序合法，切不可“偷工減料”，更不能“彎道超車”，擅自減少采購程序，否則就是違法。

　　開展全方位、多維度的監督。通過新聞媒體信息公開、聘請特約監督員、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公證和紀檢監察介入等多種形式進行監督，可有效降低PPP項目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