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排放改造在全國范圍內開始提速，但在燃煤電廠環保技術日益先進的同時，超標排放的現象卻從未中斷。一方面，發電企業每年投入大量資金、應用各種先進技術，努力想要摘掉“高污染”的帽子，另一方面，由于調度、經營等各種客觀與人為因素，電企排放不達標、環保設備運行不合規等行為屢禁、屢罰不止。環保技術無法迅速推廣，環保設備無法有效運行，實質上造成了浪費，而市場化水平過低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之一。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環境治理由“誰污染、誰治理”向“污染者付費，專業化治理”方向轉變，鼓勵更多專業的環保公司參與進環保設備的實際運行當中。然而，我國目前電力環保項目的招標模式仍以EPC（工程總承包）為主，BOT（建設-運營-移交）及委托經營等交由第三方環保公司運行的項目數量很少，據環保行業人士透露，其所占比例僅為5%左右。

　　根據中電聯發布的統計信息，截至2015年底，我國火電機組脫硫、脫硝分別有1.067億千瓦、0.44億千瓦以特許經營模式運營；委托運營方面則分別為2755萬千瓦和680萬千瓦。而2015年我國火電裝機總容量為9.9億千瓦，其中煤電為8.8億千瓦。我國煤電機組環保設備實際由第三方環保公司進行運營的比例極低，是不爭的事實。

　　EPC與BOT本質區別在于初始投資（EPC由電廠方投資運行，BOT由環保企業投資，環保企業運行收回投資后移交業主電廠），兩種模式對于環保企業資質的要求并無明顯區別，具體選擇哪種模式由電廠方決定。從歷史的角度來看，EPC模式對于工期、合同報價等方面比較容易確定，“交鑰匙”的模式也有利于保證工程質量。然而，隨著行業發展內外因素發生變化，EPC模式在電力環保項目上存在的各種問題均已顯現。

　　五大發電集團旗下均擁有自己的環保公司，這些公司在五大發電旗下電廠進行環保改造招標時會與其他民營企業一同參與競爭，這讓民營企業對電企EPC公開招標環節的公正性產生了質疑。有環保公司指出，電廠方出具的招標文件在敲定之前會根據前期和各個供應商之間的溝通進行確定，技術路線、資質要求、業績要求、工期等方面的限定存在暗箱操作的情況，直接表現為一大部分的大型電廠環保改造項目均由五大發電內部環保公司中標，留給民營環保企業的市場空間大打折扣。

　　“十二五”以來，環保企業迅速崛起，市場競爭愈發激烈。公開招標過程中的低價競爭情況本就讓各個公司壓力不小，擁有發電集團背景的環保企業更讓民營環保企業緊張。客觀上，擁有央企背景的環保公司在資金、技術儲備等方面實力雄厚，完全具備相關資質，但它們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第三方”。

　　大型電力集團作為央企，其資產配置多呈現“大而全”的特點，環保公司與地方發電公司同為集團資產，權責難以明晰，日常管理、運行上缺乏實質性的互相監督，集團內部的人脈、層級等關系往往比合同更能主導紛爭。這種情況下，環保公司與業主電廠無法分離，“第三方治理”無從談起。

　　相比之下，民營環保企業與業主電廠維系關系的唯一紐帶就是合同，合同對于雙方應盡義務的明確規定也是解決爭議的最有效約束，可以確保甲乙兩方相互監督，一定程度上減少環保事故發生的可能性。環保企業專業的運行和管理團隊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減排設備的功能，并按照合同要求保證達標排放。

　　從電力行業綠色發展的角度考慮，推進第三方治理是大勢所趨，大型發電集團對于內部環保企業的保護將在后續的改革發展中逐步轉變。但對發電企業而言，主體責任的歸屬才是最大的擔憂。

　　法律層面上，“誰污染誰治理”的實質沒有變，污染的責任主體仍明確為排污企業。制定合同條款時，電廠可以將違規排放的經濟處罰轉移給環保公司，但當情節嚴重至構成刑事責任時則無法轉移。法律上的滯后實際加大了電廠引入第三方治理的風險，對于沒有接觸過的新公司、新技術，電廠方出于責任歸屬與安全層面等考慮，不敢貿然“試水”。

　　此外，目前除了國家提出的原則性要求，可實際操作的配套政策仍缺失。也有第三方環境服務公司表示，現有的財稅、金融等政策中，還缺乏對環境污染第三方市場治理機制構建的支持。在市場環境方面，還沒有形成公開成熟的交易機制和雙方對接的市場，信息平臺、誠信體系等也都不健全。

　　電力環保改造市場距離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運營模式的創新、配套政策的跟進、誠信體系的健全，需要相關政府部門、電廠、環保公司的共同努力。以推行“污染者付費”的理念來明確權責，引入專業的第三方環保公司，在保證專業性的同時，讓監督發揮作用，并利用市場的手段降低治理成本，是電力環保市場發展的必然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