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  張國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了，中國在近幾百年的歷史中獲得了70年無內戰的和平發展時期，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段非常寶貴的和平發展時期。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貧窮落后、民生凋敝的國家，在戰爭廢墟上建設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70年間也有波折，也走過彎路，有經驗教訓，這70年是一個波浪式發展的過程。回首這70年，歸納起來，有5次經濟建設高峰期。當然，這5次經濟建設高峰在時序上也不是截然分開的，有的有交叉。

　　第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從戰爭的廢墟中恢復工礦企業的生產。

　　第一個五年計劃主要是圍繞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展開的。蘇聯援建的156個項目產業門類齊全，涵蓋了國民經濟各主要領域，有電站、煤礦、煉油廠項目；還有鞍鋼、武鋼、包鋼、撫順鋁廠、東北輕合金廠、北滿鋼廠（特殊鋼）、楊家杖子鉬礦、吉林石化等原材料項目。還有眾多門類齊全的機械制造業項目，例如西安飛機制造廠、第一重型機器廠、第一汽車制造廠、第一拖拉機廠、哈爾濱三大動力廠，哈爾濱軸承廠、沈陽機床廠、葫蘆島造船廠、大連造船廠、蘭州石油化工機械廠、包頭一機（生產坦克）、武漢重型機床廠、四川長虹、紅光電子管廠等等。輕紡類項目有保定化纖廠、佳木斯造紙廠等，這些企業后來都成為行業的骨干企業，并為全國輸送了大量技術人才。

　　后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這些企業也經過了不斷的技術改造，許多仍然是行業中的骨干企業，當然也有一部分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被淘汰了。應該說，蘇聯援助的這156項在當時技術條件下，在蘇聯也是*先進的，應該承認這一階段蘇聯對中國的援建是真誠的。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使中國奠定了產業門類齊全的國民經濟體系，培養了大批技術人才。第一個五年計劃是非常成功的。1957年反“右”開始，國家的工作重心有了轉向。

　　第二次經濟建設高潮是1958年的“大躍進”。

　　“大躍進”的出發點是想迅速把中國建成強國，但是急于求成，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仍然用戰爭年代“廣泛發動群眾、打人民戰爭”的辦法。

　　“大躍進”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大煉鋼鐵，各單位都建小高爐煉鋼鐵。我那時還是學生，但1958年幾乎整年都在參加煉鋼鐵。學校做的小高爐還沒有一人高，用自制的耐火磚砌成。原料實際上很多是商鋪的鐵柵欄門，都被拆下來放在小高爐里去煉鋼鐵了，當時全國到處都是如此。煉出來的鋼鐵很多都談不上質量，浪費了大量資源。我的家鄉原來盛產毛竹，生產竹制品是當地重要的副業，后來竹林都被砍了煉鋼鐵去了，老百姓只好用人工到嵊縣肩挑毛竹。

　　由于追求高指標、“放衛星”，滋長了浮夸之風。農業領域居然報出畝產十幾萬斤水稻的產量。1958年算上劣質鋼材也未能達到1070萬噸鋼的目標。鋼鐵、農業行業如此，其他行業也大同小異。這種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用搞群眾運動辦法搞“大躍進”式的建設高潮很快就難以為繼了，在黨內也引發了不同意見，就有了七千人大會來糾偏。

　　廬山會議的初衷也是為了反“左”，糾正一些“左”的做法。但遺憾的是，后來在廬山發生的一些事情使會議由反“左”變成了反“右”，1959年開始了反“右”傾運動，沒有能夠認真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這以后一直以階級斗爭為綱。1964年“四清”運動，一直延續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近10年間都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而這段時間恰恰是世界科技革命風起云涌、日本經濟騰飛、亞洲四小龍崛起的時期，中國喪失了機遇，被強國拉開了距離，被小國追趕上來。“大躍進”浮夸風直接導致了三年困難時期（其實很多是人為的失誤），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打擊。

　　“大躍進”后，對經濟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做了調整，大煉鋼鐵時的小高爐大多數廢棄了，在一些中心城市形成了一批省級的中小鋼鐵廠，對日后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體看1958年的“大躍進”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和對經濟的破壞，是問題多于成績，第二次的經濟建設高潮以這樣的結局結束。

　　第三次經濟建設高潮始于1964年，直到1980年的三線建設。建設高峰期是在1968年至1976年之間。

　　三線建設的背景是，1964年我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中蘇關系破裂，蘇聯威脅要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打擊，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為防患于未然，毛主席提出了三線建設，對工業布局做戰略性轉移，在內陸地區建設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防范一旦戰爭爆發能保留應對戰爭的工業生產體系。

　　一線是指沿海沿邊地區，三線是指京廣線以西、隴海線以南、廣東韶關以北、甘肅烏鞘嶺以東的西北西南內陸腹地，涉及13個省區市，多數都是山區。

　　為準備打仗，三線廠址強調靠山、隱蔽、進洞。甚至提出進山一尺還是出山一尺是路線斗爭。所以許多工廠建在交通*不便，缺少基本生活條件的深山溝。這期間在三線地區的基建投入占同期全國基本建設總投資的40%多，400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成千萬人次的民工參加了三線建設，建成了1100多個工礦企業、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當時采用讓一線地區老企業對口包建三線工廠的辦法。例如第一汽車制造廠包建位于湖北十堰的第二汽車制造廠（東風汽車制造廠），三分之一的一汽老職工遷往湖北十堰的山溝。其他工廠由沿海遷往三線地區的職工比例和第一汽車制造廠大同小異，大體都在1/4至1/3之間。一重包建四川德陽二重；哈爾濱三大動力包建四川東方電機廠、東方汽輪機廠、東方鍋爐廠；上海機床廠包建漢江機床廠和秦川機床廠；北京汽車廠包建陜西汽車廠；上海熱工儀表廠包建四川熱工儀表總廠；鞍鋼包建攀枝花鋼鐵公司等等。

　　三線建設同樣離不開基礎設施先行。三線建設期間修建了成昆、焦枝、陽安、湘黔、襄渝等鐵路，極大地改善了廣大西南西北地區的交通狀況。還建成了劉家峽水電站、丹江口水電站、葛洲壩水電站等一批能源項目。

　　在三線地區還部署了西南物理研究院、核動力研究設計院、西昌衛星發射中心、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和大批軍工生產企業，事實上，我國后來的大批殺手锏武器關鍵技術都是在三線地區研發和配套的，包括殲-20、轟六、核潛艇技術等。

　　三線建設動員的人力物力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大躍進”都要多。毛主席對三線建設*重視，發表了許多關于三線建設的分量很重的指示。例如“攀枝花鋼鐵公司一天不建好，我一天睡不著覺”“沒有錢把我的稿費拿去”“沒有路騎毛驢也要去”“現在去不去三線就和大革命時期要不要下鄉一樣” “三線建設要把好人、好馬、好設備都調過去”等等。廣大的工人、技術人員、干部為建設三線表現出極大的革命熱情，調往三線支援建設的同志都義無反顧攜家帶口奔赴三線。這些人中的大部分和他們的后代都留在了三線地區，真正做到了獻了青春獻子孫。

　　我當時大學剛畢業不久，也奔赴三線參加三線建設，七十年代中期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影響，三線企業投產緩慢，機械工業部從三線工廠抽調了一些人協助三線企業完善工裝配套，我被抽調安排在機械工業部汽車軸承局技術處，因為這個原因我到了東風汽車廠等許多三線工廠。我在《神州穿越》一書中有一篇“東風軼事”，講了東風汽車廠建廠的一些故事。后來在媒體上還發表過一篇“那些隱秘在秦嶺古跡中的三線工廠”。機緣巧遇，上世紀90年代原國務院三線辦公室改為國家計委三線辦公室，劃歸國家計委領導，辦公地點仍在成都，由我協助甘子玉分管三線調遷工作。

　　國務院三線辦成立后辦公地點一直在成都，三線辦的領導人是李井泉。彭德懷同志復出安排工作也安排在三線辦，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第三副主任。可能沒有人見過彭德懷寫的詩，在川南攀枝花，彭德懷面對建設者的忘我勞動，在筆記本上寫下了一首七言詩頌攀枝花：“天帳地床意志強，渡口無限好風光。江水滔滔流不息，大山重重盡寶藏。懸巖險絕通鐵路，巍山惡水齊變樣。黨給人民無窮力，眾志成城心向黨。”

　　后來三線辦領導是魯大東同志，他去世后國務院三線辦劃歸國家計委領導，改為國家計委三線辦，主要任務是對當時廠址選擇不當、缺乏基本生產生活條件的企業進行調整搬遷。由于三線建設時過分強調靠山隱蔽進洞，有些企業無法在原址生存發展，于是將這些企業從山溝里遷出，集中安排在有城市依托的開發區。例如成都的龍泉驛、西安的高新技術開發區都是集中安置遷出的三線企業的地方。經過調遷使這些企業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例如我曾經工作過的三線企業現在成了世界*大的生產重型汽車變速箱的公司，是陜西省工業戰線上的明星企業。

　　由于三線建設是在基礎設施差的西部地區展開的，而且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過分強調靠山隱蔽進洞，所以建設成本肯定高于沿海，有的后來不得不做調整，因此對三線建設的利弊得失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三線建設改變了我國的工業布局，有利于縮小西部地區和東部地區的區域差距，為現在的西部大開發奠定了基礎。有許多三線企業雖然地處交通條件較差的西部地區，但已經成為行業的骨干企業，例如東風汽車制造廠、東方發電設備制造公司、成都飛機制造廠、綿陽科技城等。江澤民同志倡導編寫中國電機工業發展史，由原機械工業部部長包敘定任主編，我任副主編，曾培炎副總理領導了書的編寫。對“大躍進”和三線建設的評價描述進行了認真討論，對三線建設給予了積極評價。三線建設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遷移職工*多、建設規模*大的一次經濟建設高潮。

　　第四次經濟建設高峰是從1973年實施的“四三方案”和華國鋒任總理后于1977年實施，后來被批評為“洋躍進” 的大規模技術引進。

　　其背景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解凍，黨中央國務院抓住我國國際環境改善的有利條件，大規模引進了26項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技術裝備。另一個背景是，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使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人心思變，迫切希望把工作轉到經濟建設上來。

　　1973年1月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匯報了用43億美元引進26套成套裝備的計劃，所以稱為“四三方案”。毛主席、周總理很快在2月份就批準了這一方案。這26個項目主要集中在化肥、化纖和烷基苯三個領域，分別針對糧食增產、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生產化纖替代棉花，解決棉花與糧食爭地，解決中國人的穿衣問題。這兩個民生問題是中國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烷基苯是洗滌劑原料，解決老百姓洗衣服問題。這26個項目于1982年全部建成，實際花了51.8億美元。這以后，逐步取消了實行多年的糧票布票還有肥皂票，1984年取消了從1954年起實行了30年的布票。這26個項目中主要有遼陽化纖、四川維尼龍廠、上海石化、南京烷基苯廠、大慶化肥廠、云南天然氣化肥廠等。還有一套武鋼的一米七軋機。這一次的大規模引進和建設，抓住了國際形勢的有利條件，執行也是順利和成功的，如果說不足，就是當時對引進設備國產化工作重視還不夠，導致引進13套大化肥設備后緊接著又引進了6套。

　　毛主席逝世后，華國鋒成為新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也想盡快扭轉“文革”對經濟的破壞。當時經濟面臨的局面相當嚴峻，突出的問題是燃料、動力和原材料緊張。1977年7月，國家計委副主任李人俊代表國家計委向國務院匯報，今后除抓緊“四三方案”的在建項目的投產外，再進口一批成套設備、單機和技術專利，總額為65億美元。鄧小平提議引進還可以加一點，譬如搞100億美元也是可以的，后來又經過幾次匯報，華國鋒同意將引進規模擴大到180億美元。這一次的技術引進包括建設寶鋼、儀征化纖、揚子乙烯、大慶石化、煙臺合成革廠等13套重大項目，還有43套采煤綜采設備和幾個電廠，以解決能源需求增加問題。但是不久，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受到批判，重大技術引進也被批判為“洋躍進”。寶鋼建設和大慶乙烯等項目都被暫停，當時的冶金部長唐克等在人代會上因寶鋼項目受到質詢。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兼任寶鋼政委陳錦華在上海也受到批評。后來陳錦華同志任國家計委主任后成了我的忘年交，他曾多次向我詳細講述了寶鋼上馬和下馬的過程，包括對他本人的批評。后來陳云到上海調研，肯定了寶鋼建設，在鄧小平、陳云同志的支持下，寶鋼恢復建設。我認為，寶鋼建設具有里程碑意義，使我國鋼鐵工業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通過“四三方案”和其后的技術引進，我國的鋼鐵工業、石化產業、化纖工業等產業縮小了與國外*的差距，石油化工、化纖成為重要產業，也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如果說問題，就是引進和建設規模的確超過了當時財政所能承受的能力。1978年決定引進的180億美元，國內配套建設資金至少要1300億元，而1976年我國財政收入才776.58億元，連吃飯開支都很困難，所以有的項目延期，停緩建更增加了建設成本。另外，重引進，但對裝備國產化的安排重視不夠，導致連續引進23套大化肥設備，一次引進4套30萬噸乙烯設備。

　　第五次經濟建設高峰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經過10年“文革”浩劫后，人心思變，改革開放發展經濟順應了黨心民心，掀起了經濟建設高潮。中間雖有波折，但鄧小平同志1991年南方談話又撥正了航向。1993年經濟工作以反通脹為主要任務，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都未能阻擋經濟發展勢頭，使中國保持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穩定發展，平均年增長率超過9%。比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的“神武景氣”持續時間還長。

　　改革開放后，我國首先是利用改革開放新形勢，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我上世紀80年代初進入國家計委，在國家計委機電局負責機械行業的技術引進。那時候從小到電纜接頭、絕緣電瓷，大到發電設備、露天礦成套設備都要引進，*大困難是沒有足夠的外匯。我1981年進入國家計委，記得1982年的外匯儲備是負10億美元。所以，有限的外匯只能有選擇地用于*優先需要引進的東西。這就是為什么要國家計委審批的原因。后來知道了還有中外合資或獨資這種形式。據李嵐清副總理回憶，合資這種方式*早是在北京吉普與美國AMC汽車公司談技術引進時美方首先提出的，中方不懂什么是joint venture，后來向*高領導匯報了談判情況，鄧小平同志批示可以嘗試。李嵐清同志回憶此事但找不到批示件，讓我在國家計委找，我也沒有找到。但是當時合資同樣碰到外匯問題，審批條件*難的是要求合資企業自身外匯平衡，即合資企業必須用自己的創匯來支付外方投資者的利潤，這就要求合資企業必須有出口創匯能力。而基礎設施沒有創匯能力，所以在基礎設施領域很難有合資。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軟肋就暴露出來，能源、交通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所以當時把世行、亞行和外國政府貸款優先安排用于交通、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當后來我國外匯儲備增加到100多億美元時，李鵬總理提議用外匯儲備建設了蘇州工業園電站、天津薊縣電站、湖北襄樊電站等。

　　國務院領導充分認識到重大裝備國產化對國家的重要性，成立了國務院重大技術裝備領導小組，當時，李鵬、江澤民都是領導小組成員，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經委，由經委副主任林宗堂任辦公室主任。我作為國家計委代表是辦公室成員。根據國家的重大工程確定了12項重大裝備，其中有30萬、60萬千瓦發電設備，50萬伏輸變電設備，千萬噸級露天礦裝備，秦山核電站裝備，三峽工程設備，大秦線裝備，30萬噸乙烯設備，30萬噸合成氨、52萬噸尿素設備，寶鋼成套裝備，秦皇島煤碼頭設備，50萬立方米城市煤氣化設備，電子對撞機等。依托國家重大工程開展裝備國產化工作，我國機械制造業水平上了一個大臺階。國務院重大辦的工作為日后我國重大裝備國產化奠定了基礎。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經典案例極具戰略謀劃和智慧。大秦鐵路的規劃建設是其中之一。我國資源分布不均，南方缺煤，北煤南運占了鐵路貨運能力的近一半。過去的煤炭訂貨會*關鍵的是分配鐵路運力。1985年規劃建設從大同到秦皇島的重載鐵路專線，初期按1億噸/年的運力考慮，并在秦皇島建設了煤碼頭。后來經過幾次改造，到了2010年大秦鐵路線的運力達到了4億噸，成為我國北煤南運*重要的通道。大亞灣核電站的建設，因為當時缺少外匯，要求自己解決外匯問題。后來香港中華電力參股大亞灣核電站，所發電量的一部分輸給香港，解決了大亞灣核電站的資金和外匯問題。國家沒有拿錢和外匯就建起了大亞灣核電站，內地、香港和外商做到了三贏。同樣由于國家缺乏資金，用煤代油的價格差自己滾出錢來，組建了神華公司，開發出現代化的神府煤田，神華成為全球*大的煤炭企業。

　　在這期間，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投入之大、速度之快為世所罕見。對于財力基礎并不雄厚的中國，這么大的資金投入從哪里來？其實任何國家，財政的每一分錢都是來自老百姓。為了解決電力短缺問題，我國建立了每度電兩分錢的電力建設基金，用這筆錢來加大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后來這筆錢又用于農網改造。鐵路建設基金則是通過鐵路每噸公里運費加價3分3厘錢來籌集，而高速公路的建設采用“貸款修路，收費還貸”這8個字解決了大問題，機場建設收取機場建設費。否則政府財政怎么能拿出這么多錢？而俄羅斯就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他們很多思維還停留在計劃經濟的做法。我曾應邀參加大莫斯科市的一個基礎設施研討會，當民眾問到為什么交通這么擁堵、沒有高速公路時，他們的交通部部長振振有詞回答，財政只給我這么多錢，我只能修這么多路。中國人民是*好的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經常有一些經濟學家批評基本建設規模搞大了，貨幣發行多了。但是這么多年來，雖然也有通貨膨脹稍高的年份，但整體上沒有出現像拉美國家和其他一些國家那樣的惡性通貨膨脹，通脹始終在可控范圍內。

　　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21世紀初先后出臺了“西部大開發” “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中部崛起”等區域發展規劃，但遺憾的是，遷就各地的攀比，面面俱到，缺少戰略重點。

　　我國經歷了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始于1997年8月泰銖的貶值，亞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包括四小龍在內，貨幣貶值、經濟受到重創。只有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并采取了擴大內需的做法，在國際上一枝獨秀。不僅經濟沒有受到嚴重影響，反而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加大了基礎設施建設，1998年以后的經濟發展速度比過去還要快。

　　至今還有人指責發行國債、擴大內需加劇了產能過剩和通貨膨脹。但是這些批評者沒有經歷擴大內需的實踐，他們實際上并不知道擴大內需究竟做了什么？

　　1998年到2002年政府換屆前5年共發行了6300億元國債，主要用于6個方面。朱镕基總理一再指示這筆錢不能用于一般性的、擴大生產能力的加工工業項目。一是應對1998年的大洪水，加大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對長江干堤進行了一次全面加固，疏浚江河、移民建鎮、退耕還湖等，用于水利建設的投資占的比例*大。二是農網改造，首先實行城鄉居民用電同網同價。三是農村糧庫建設。四是能源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高速公路里程迅速增加。實施了農村村村通公路、縣縣通油路工程。五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污水、垃圾處理設施、軌道交通。六是文化教育基礎設備，對旅游景點的交通道路、衛生設施建設給予補助。高校擴招、大學筒子樓改造。后來應經貿的要求，對一部分重點企業技術改造給予貼息，但所占投資比例不大。如果是現在，2萬億元也做不了這么多事。

　　應對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同樣采用了擴大內需的辦法，但4萬億元和前述的6300億元不同，4萬億元是社會資金概念，包括了銀行貸款、企業債券等，并沒有6300億元精準，投資規模也寬泛。但總的看，我國還是成功地應對了國際金融危機，保持了匯率穩定，保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穩定。中國在船舶、汽車、通信技術和設備、高鐵、電力、新能源等諸多領域從遠落后于國際*，已躋身于世界先進行列。外匯儲備從上世紀80年代初為負儲備到今天擁有3萬億美元。從引進來到走出去，僅水力發電站，中國企業在海外就投資建設或工程承包建成了350座，總裝機容量達到8100萬千瓦，相當于英國的裝機容量，在擁有14億人口和廣大農村的中國實現了戶戶通電。

　　“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中國成功的經濟實踐說明了中國采取的經濟政策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政策。有些“經濟學家”也在搞“兩個凡事”，凡事都拿中國的做法與美國和西方國家對標；凡事都拿西方傳統經濟學理論批評中國的政策。其實宏觀經濟學理論要和一個國家的國情結合，古典傳統經濟學不與一個國家的國情結合，不與社會與時俱進，就是教條的宏觀經濟學。他們認為什么時候都要做到供需平衡，沒有通貨膨脹才是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式。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波浪式前進，“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才是真實的情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系列問題上進行了理論創新，走出了“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認識誤區；進行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等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創新，始終堅持改革開放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證了經濟的持續發展。